硕士生政治笔记(17)

硕士生政治笔记

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可见，彻底的实践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本使命，就是揭示这一品格的形成、展示和丰富完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这种彻底的实践精神表现为相互关联的四个方面：第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第二，“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第三，“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第四，“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而清除了笼罩在历史天空上的意识形态迷雾，把被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其真实的面貌。依次是：从“词语世界”回到“生活世界”；从宗教史或精神史走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从精英政治和国家史进入大众政治和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从解释世界和屈从现实转向改造世界和超越现实。说清弄懂这些发现和转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要求，也是阐发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重大品格是彻底的批判精神，它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进步意识、忧患意识、求真意识和反省意识等等的总和。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话加以整理，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这无疑体现了注重发展、推动变革的进步意识。第二，“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种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创新意识，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一大难题，即面向诸多可能性的未来，如何使理论的前瞻性避免主观臆测。第三，“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这里既包含着自我批判的反省意识，又包含着不畏权贵的唯实精神，体现了彻底的科学态度。第四，“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责任意识和归属意识，是其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的自觉追求。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都是我们巨大的思想财富。

实践还原和历史分析：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的方法论特征

从学理层面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相关原著的解读。本来，马克思主义对于原著的研读有着十分明确的要求，比如，恩格斯明确地告诫人们在把握唯物史观时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根据原著或最好的原著译本，尽可能详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把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把握，等等，既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的基本要求，也被证明是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因此，试图以当代西方的“解释学”颠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割裂“文本”与现实的联系，孤立地强调“文本”自身的价值是不可取的。

寻找思想的经验基础，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特征。然而，在旧唯物主义那里，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经验基础是“抽象的个人”（人自身及其固有属性）。历史证明，要把复杂精微的精神现象及其思想形式还原为纯粹的个体经验是不可能的，“先天综合判断”、“先验观念”的存在是其不解的精神现象之谜。马克思主义哲学走的是“实践还原”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范畴大致可分为两类，即简单范畴和具体范畴。前者作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分析过程，较易于还原为感性经验；而后者作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辩证综合过程，则完全遮蔽了其与感性直观的联系。正是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支撑着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幻觉。要祛除“具体总体”的神秘性，必须打破关于抽象的、孤立的个人的教条。换言之，不把社会关系引进个人，综合范畴的感性还原是不可能的。由此而不难理解，马克思何以称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称生产活动总是指“社会个人的生产”。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历史才能还原为“生产生活”的历史，各种范畴才显现为“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

马克思主义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基本要求有二：其一，提出或回答任何问题（包括对于原著的理解），都必须将其置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中（不仅仅是语境），从社会的具体矛盾冲突中观照各种思想理论的冲突。其二，对于各种思想材料和资源进行加工取舍的根本依据，不是来自思想自身，而是来自实践的要求。实践按照能够创造现实、转化为现实这一根本要求，对于各种思潮、学说、主义等进行无情的筛选，并确立其历史地位。这就是说，再重要的文本，实际上也还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摹本”，而不是“原本”。因此，尽管“解读”、“理解”必具主观性，然而“文本”如同历史一样，不是任人“戏说”、“解构”的玩偶。任何重要文本，其思想内涵、价值取向、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等都具有客观的评价尺度，绝非“怎么都可以”。马克思主义在阅读原著方面如同其解答历史之谜一样，在主观性纵横驰骋的战场树立了客观真理的坐标。

可见，虽然我们可以从包括“解释学”在内的西方思潮吸收一些营养，但从根本上不能认同，否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已经实现了的哲学变革倒退。实际上，“文本”之争从来就不是版本、译本和资料的占有之争，不是“解读”得对否的问题，而是价值观（选择性）、方法论（分析框架）之争。“文本”解读、话语霸权，本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仅靠“解释”是解决不了的，最终只能靠实践。“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能否满足实践的需要，能否以自身的彻底性掌握群众，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虽然不会结束或垄断真理，但却是把思想的真理性变成现实性的唯一方式。这样，从“解释”层面看只能是多元论或相对主义的结果，通过实践就能达到现实的唯一性。这就是实践的权威性。

正因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关于人类解放条件和规律的认识史（作为中国的马哲史界则需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规律史），这就注定它是与时俱进的学科，其主题和研究视野必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拓展。就马克思主义自身价值而言，从其科学价值、意识形态价值向其人文价值拓展；就研究视角而言，对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成果，在坚持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吸收”而不是排斥；就把握规律性而言，在坚持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历史观、人生观规律的发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今天马哲史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