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10)

晋和南朝那样的形态。

我总觉得，与其把秦汉到清代的历史视作一个共态，不如把它理解成一个演变的过程。

其次，关于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和意义。

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来看，水平最高的是中古一段，而将研究水平提高到如此水平的，首推陈寅恪。陈寅恪的政治史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对政治群体的研究，当然这些政治群体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气质，特别是在中古时期。这就使结束了以往那种就事论事或单纯考订细节式的研究，达到了思想和理解的高度。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对历史的理解，其基础当然是对历史真实尽可能的复原。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下，社会变动最直接、最有力的动因是政治；将社会变化的结果合法化的途径，也是政治。因此，对中国古代史上某个时代的真切的理解，必须从政治史入手；否则，恐怕会事倍而功未必半。当然，对政治史的研究多半是具体的研究，但这不仅是政治史，其它专题史也大多如此。离开了具体就成为空论，这是历史研究本身决定的。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实证，是处理具体问题，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考订来理解历史。这很容易给人以在某种方法下“克隆”研究成果的印象。比如，用对政治集团分析的方法，把曹操划分为第三种力量。但是，不同时期，社会的主导群体不同，政治群体的划分也各异，并不是永远只有三种。寻找政治集团，勾勒其作用和意义，就必须有对这个时代的全面而切实的把握和理解，否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将无同对魏晋地志有所论述，他认为宋代以后地方志的盛行与唐代地理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如果我顺着这个思路将其中的关系论证了出来并不是克隆。在历史研究中，规律和方法都不会很多，否则就都是空论而已；大量的工作是论证。有个想法并不难，难的是把这个想法论证出来。

年鉴学派提出了长时段，但他们要强调的是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你所研究的小时期。至于更大的背景大到什么程度，或更长的时段长到多少，这就存在一个选择什么样的长时段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的思考；似乎并不是任意地划一个足够长的时期。

总之，不能以长时段和研究规律为名，空论历史。

历史研究虽以论证具体问题为任务，但选择什么样的问题来论证，却可反映研究者的眼光和境界。有些人终其一身孜孜于细碎的问题，而从来不问他所研究的这些问题在那个时代、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不问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那就变成了自己对自己的克隆；研究也变成了技术，而不是思想。思想是不可复制的，只有思想才是闪光的；没有思想的论证，就是技术的处理。这是不足为法的。

历史的研究离不开材料，而对材料的理解和处理实际上表现的是研究者对历史的理解。以田先生处理渡江的三种不同记载为例，貌似反映了田先生的机智，实际上反映的是田先生对渡江一事的理解。也只有把三种记载理解成不是一人一时提出的偶然之见，才可更充分地说明渡江后共天下的局面的出现。

将无同的文章写得轻松而明快，而我却写得沉重乏味而不知所云（文如其人，我确实也是一个很乏味的家伙）。其中不知所云的地方，一是我表达上有问题，二是针对的是与将无同平时的谈话，不过借机略加申述而已。

写得太长，也太累——我是不主张在网上长篇大论的，在电脑上不适宜读这样的东西——写完后，也不想再看，其中错漏字及词不达意之处一定很多；实在不想再看，随它去吧。

(2001-04-14.16:13:22)

【小简之友】

当初，也附庸风雅地翻阅了田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说实话，以我之能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