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4)

我认为，对任何历史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它所处的大时代,而这种大时代即指当时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纠葛，也指它与前后历史发展的联系。东晋是西晋被北方少数民族灭亡后，皇室南渡江左建立的，凭长江天险自守偏安一隅的王朝。从横向来看，在它百余年的历史中，既要面对北方军事集团的强大压力，同时还要无时无刻对内部集团的势力进行整合，尤其是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让东晋王朝的历史大环境十分严峻。从纵向来看，东晋以及其他与它并称的王朝，即魏晋南北朝，可以说夹在两组大一统的王朝之间，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中国的历史如以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六国，辛亥革命为节点，可以分为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和共和国时代，而帝国时代又可以以统治阶级的不同，可分为贵族地主阶级，士族地主阶级和庶族地主阶级，而这三者是一个不断过渡的过程，前者见于秦汉，后者在隋唐因科举制度而确立，在中间的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便在魏晋南北朝，尤其是东晋以门阀政治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在我看来，门阀政治是中国历史必须经历的阶段，而当它处于东晋是特殊的环境时，便增添了更多的儒雅风流。东汉末年，贵族政治崩溃，但由于三国的出现，尤其是曹操所倡导的唯才是举让贵族政治不能自然的向士族政治过渡，直到曹丕向士族阶级妥协，用九品中正制将踏入官场的特权交予士族，最后士族代表司马氏代魏兴晋，历史是才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而九品中正制便是门阀政治的根源（更早可以追溯到汉朝的察举制）。

田余庆先生在书中说：“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 而这个特定条件指“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这三个条件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东晋帝王大都幼年继位而中道崩殂，在位时间不长，政治建树极微，这既是皇权丧失的集中体现也是皇权丧失的内因，更是士族势力做大的外因，势力庞大的士族客观上也阻碍了皇权的重整，乔迁江左的东晋王朝需要士族的支持来稳定自身政权，士族也迫切希望通过保全司马氏的统治而得到东晋王朝的庇护，双方均不愿意看到原先的本地士族另立新朝，皇权与士族不断发生摩擦，在摩擦中，皇权与士族的势力不断整合，士族的特殊利益不容侵犯，皇权也不可能让一姓门阀独大，就这样，东晋由门阀与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面百年不变，而当政门阀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这种皇权与士族的妥协与平衡既是在北方少数民族压力的产物，也有助于东晋王朝抗衡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淝水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这是中国历史上汉族的一次大灾难，而凭险自守的东晋王朝客观上拯救了汉民族，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完成了中国重心第一次南渡，实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而这才是东晋王朝伟大的历史功绩。江南的开发和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并行，成为日后隋唐大一统的基础与契机（隋代北周胡人政权而立，李氏家族本身便有胡人血统），正如田先生在书结尾所说的那样，“只有当沙石澄清，尘埃落定的隋唐时期到来，我们放眼南北，后顾前瞻，才能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脉络”。

田先生书中一再提及儒学与玄学以及由儒入玄。东晋的门阀政治正是世族集团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封建政治格局，各姓门阀的中坚人物大都是当时的玄学名士。门阀政治的形成标志着玄学走到了它的顶峰，而各姓门阀同时也借助玄学名噪于当时的士人社会以换取政治资本。门阀政治形成后, 几个大的士族轮流操政，皇权旁落, 士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最后的巩固。因而昔日那种在皇权政治下惶恐不安的情形不见了, 士人有了寄情山水的时间与精力，玄学进一步发展，而王羲之为批评名士之虚无的思想观念而作的《兰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