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班资料之三
把他或她自己投身于一种内在体验到的时间而不受任何打扰,让外部世界-就好像只是数字化的-的时间进程置于治疗师的考虑中。在这一层面的时间上,情况就好比在读一本小说或是看一部电影,我们有时穿越了一生或是一个时代,但在2小时后离开电影院时,对于再一次进入外部的公众时间有点茫然。一个分析的时间安排,标志着内在和外在世界的分界线,是与分析师的工作时间安排有关的:频率不能被任意增加或减少,每次治疗的时间也不能根据自发的需要被延长或缩短。事实上正好结束每次访谈有时会非常突然的中断互动。除非有异常或紧急的情况,自发的打电话或是额外的会面安排也同样是不可以的。分析师由规则决定的行为设置了界限,这个界限要求病人的自我为之付出努力。
谈到时间范围,移情和工作联盟就截然不同了。分析是一个有目标的事情,因此从一开始就朝向这个终点。移情则是不同的:没有规定要求与这种从早期客体关系发展而来的关系分离。孩子和父母之间或是夫妻之间的家庭关系是不导向一个终点的;在生活周期的过程中代际之间有一个逐渐的分离,但是对于夫妇来说,分离意味着失败。这两种关系的辨证法导致了分析的结束。当分析继续到移情被分析的程度,移情就丧失了它的重要性,也就是它的相对分离4。但是没有移情,工作关系就不再有对象了。***********
频率
每周访谈的频率只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变成精神分析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一个有启示作用的研究中,Will (2000)得出结论,经典精神分析并不存在关于频率的争论。确实,在经典分析中,每天1次,一周6次的频率被认为是标准。但是有时因为实际原因减少至每周3次,也并没有置疑这种方法和治疗技术的精神分析特征。特别是,在柏林精神分析协会10周年(Rado et.al. 1930)的报告中,强调综合医院的设置并不意味着在精神分析方法的纯金中搀铜。
减少访谈次数也可以从弗洛伊德那里找到权威意见,他在“关于开始治疗”中并没有非常反对“一周3次对于那些不那么严重的病例或进步阶段的继续治疗也足够了” (1913c, p.459).。1921年由于在实际工作中要开始很多新的分析,弗洛伊德将每周的访谈数从6次减到5次。Kardiner报道他只能为6个新病人提供一周30次的访谈;随着访谈次数的减少,他可以接受所有这6个病人(Kardiner 1979, p.18ff.)。
根据Will (op.cit.), 19世纪50年代美国精神分析争论精神分析治疗技术的基本标准4 Stone speaks of a “minimisation” of transference (1961, p.58). Cf. the discussion of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in Sandler and Dreher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