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制度变迁：1949-1998(繁体字版)(12)

減少的農戶推算死亡人數，即使減去正常死亡人數和外出人數後，數量也很驚人。況且，還有非絕戶家庭的死亡人數呢！檔案資料顯示，在太和縣，僅一個五星大隊1959—1961年間人員就減少了8,608人，其中勞動力2,837人。54 即使減去正常死亡人口及外流人口數，非正常死亡人數也由此可見一斑。55

不管是始料未及的中央領導人，還是對之有切膚之痛的中國農民都意識到，可能使中國擺脫困境的路徑在於現行制度之外，而不是在於該制度本身，即現行的制度安排表現出非均衡性。1960年代初，人們已開始從饑荒中幡然醒悟。大躍進時期的風雲人物譚震林在視察河南時，就注意到民衆對黨的政策和原則有懷疑，認爲後果堪慮。56 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也在1961年4月向毛主席提交報告，說： 從群衆反映來看，大多數食堂目前實際上已經成了發展生産的障礙，成了群衆關係中的一個疙瘩。因此我們認爲這個問題愈早解決愈好。 57 這一切迫使國家在維持現行土地制度安排和政策調整之間迅速作出選擇，情況如此嚴峻，除了以政策退卻來動員農民搞好生産自救外，還有更好的選擇嗎？

對於天性就離不開土地的傳統中國農民來說，自然諳知土地對他們的意義，也深明能夠解救他們於困境的除土地之外，別無它途。於是，農民和地方政府趁著政治氣氛稍寬鬆，悄悄推行單幹，包産到戶很快發展起來。1961年中央農村工作部經調查後總結說，農業包産到戶的做法已普遍存在，差不多每個省、市、自治區都有發現。58 根據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說，在1962年夏天，農戶總數中有30%在各種名堂下搞了單幹。59 事實上，在整個60-70年代當年受到饑荒打擊越嚴重的省份，就越不願意採取集體主義的農村政策和體制（如生産大隊核算）。60 這一點，最有代表性的恐怕還是安徽省了，這算不算是對大躍進最爲歡呼、政治上表忠心態更強的地方政府對人民公社的理解與反思呢？

2． 包産到戶 ：底層的制度創新

同樣，制度非均衡將産生獲利機會，爲得到由獲利機會帶來的好處，新的制度安排將被創造出來。對饑荒反映最強烈的是在農業經濟危機時期受災程度最大的安徽省。曾經熱烈支援大躍進，壓制那些對公社存疑的人的曾希聖，於1961年在安徽省推行了 責任田 。 責任田 稱呼的獲得是考慮當時政治環境的容忍程度而折中的命名，實際上就是 包産到戶 ，所以在本文在同樣意義上使用這兩個概念。 責任田 這一制度創新竟來自於安徽淮北一個年過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