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制度变迁：1949-1998(繁体字版)(9)

了鍾，（社員）就是不出工。 39

一隊的鍾，二隊的哨；三隊的鐵軌，四隊的號；五隊的隊長滿街跑，六隊的幹部挨門叫；一天到晚挺熱鬧，就是社員喊不到。 40

等民間諺語都是在集體産權制度安排下，由於個人投入和收益沒有直接相關性，即在沒有強調排他性收益時出現的 搭便車 和 機會主義 行爲的真實寫照。我們傾向於認爲，中國的集體産權更象 俱樂部産權 （club property rights）。在集體化的産權制度安排下， 搭便車 和 機會主義 行爲在所難免。1957-1978年的集體經濟實踐，歷史證明是低效的。根據黃宗智的研究，在長江三角洲，那裏幾十年的集體化還是不足於擺脫 沒有發展的增長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41 1978年全國人民人均年度純收入爲133.57元，比1957年增長60.62元，年平均遞增只有2.9%。42 官方文件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1978年全國平均每人佔有的糧食大體上還相當於1957年，全國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産隊社員收入在50元以下。

對於集體經濟效率低下，林毅夫曾作了一個已經被普遍接受的解釋，這就是農業生産中集體組織對其成員勞動的監督和計量不完全，從而導致對社員的激勵不足。43 後來周其仁對這個解釋作了補充，將國家的代理人—集體生産的監管者作爲其分析集體經濟效率的要素。他認爲林毅夫注意到合作生産中勞動者積極性低下引起的效率損失，但可能忽略了另一種效率損失，即集體經濟對其管理者激勵不足而導致的無效率。在他看來任何生産隊都面臨計量、監督和經濟管理的問題。因此，有效的監督管理是集體經濟成員提供充分努力的必要條件。44 其理論來自於A．阿爾欽 和H．登姆塞茨的研究，這兩位元西方經濟學家指出經濟組織的所有權其實就是一種 剩餘權 （residual claim），正是這種剩餘權激勵所有者努力監管。

周曉虹在其新作《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中，對人民公社失敗的原因給出了自己的社會心理學的解釋。他認爲，人民公社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社員對集體生産的不熱心。而不熱心的原因則直接在於集體生産不能滿足社員追求自己勞動所得的天性，而這種天性在生産力低下、物質財富本身就少得可憐的普通農民那裏尤爲根深蒂固。45

其實不論林毅夫、周其仁或者周曉虹的討論，都沒有忽略有效産權制度安排下的激勵問題：即該制度安排下的有效激勵不足是導致集體經濟效率低下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