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制度变迁：1949-1998(繁体字版)(15)

主導的經濟總方針，把農業放在首位，把工業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爲基礎的軌道上來；但同時重提階級鬥爭，並把它擴大化、絕對化。在 左 的錯誤思想指導下，階級鬥爭的浪潮滾滾而來，首先是批判 單幹風 。1962年春或更早時候（在安徽爲1961年），有些地區農村，爲了度過災荒，克服當時農業中出現的困難，《貫徹農業六十條》，克服平均主義，改善經營管理，調動農民積極性，曾出現了多種形式的生産責任制。鄧子恢對此持肯定態度，但是他卻被批判成，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最根本的問題是搞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他是在刮 單幹風 、 走資本主義道路 。在批判鄧子恢的同時，還把 三自一包 （即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産到戶）當作所謂修正主義觀點在黨內普遍地進行了批判。這樣，農村中正在糾正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等現象，又恢復了起來，並且發展得更爲嚴重。71 人民公社制度最終得以保留。

林毅夫在討論政策失敗的原因時，將統治者的政治偏好（political preference）和有界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視爲主要因素。72 林的分析不無道理，即便在1959—1961年的史無前例的農業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的經濟制度安排面臨選擇，全國搞 包産到戶 呼聲很高的時候，毛澤東仍對其一手創制起來的作品—— 一大二公 的人民公社情有獨鍾，他認爲 包産到戶 是個方向性問題，主張包産到戶的同事是在壓他。1962年8月政治局會議毛澤東的一通發火之後，便形成了 一邊倒 的政治態度，所有人都變成了 單幹風 的反對者，毛澤東大獲全勝，政治成果甚豐。73 統治者的政治偏好及有界理性，便是60年代初一個短暫的經濟制度安排的調整之後，又回到低經濟效率的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上來是主要原因。看來真的如帕森斯所言：如果對政治權威沒有嚴格的限制，能在經濟發展中取得普遍的突破仍是難以置信的。74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爲發生於60年代初期的包産到戶的土地産權制度安排，是當時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而誘發於底層社會的誘致性制度變遷，同時又是國家與地方社會相博弈的結果。我們認爲這次博弈是一種非合作博弈，也就是說，其結果不是對雙方（即國家和社會）都有約束力達到合作協定的達成，而是過多地體現了以國家爲名義的統治者的個人興趣。正如我們分析的那樣，恰恰是統治者的政治偏好、有界理性等因素，使60年代初的政策調整在很短的時間裏就流産了。我們知道非合作博弈既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無效的。結論是很清楚的，此次博弈後人民公社制度的繼續以及在該制度安排下的經濟效率已經作了充分的注腳。